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，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，無論是閱讀，獨立思考，或民主自由，都如是。這就是我所指的失敗的人生。

「成功不是終結，失敗不是終結，唯有勇氣才是永恆。」——邱吉爾

我坐在出境大堂的椅子上，想到自己過去為中共政權辯解，而現在當困境臨到自己身上，我無法為不僅不合理、而且是荒謬已極的倒行逆施作任何辯解。我以前做的事，是不是錯了？

1970年3月21日，我走進家門，麗儀在等我，第一句話就是：「我今晚不能留在家。」「為什麼？」「要對我隔離審查。」「為什麼？」「因為你。」「我怎麼了？」「有文件下來，說香港回來的人有70%是特務。今天剛槍斃了一個。」

妻子帶學生外訪時，晚上給學生蓋被，幫學生補衣服，文革大字報被學生揭發她「對同學進行資產階級母愛教育」

審查者問她，你在深圳工作，怎麼配合你的特務老公，向他提供機密情報？麗儀一下子明白過來了，她說：我老公是不是特務，我不知道就相信黨吧，但我自己是不是特務，我自己是知道的。你們這樣說，我連剛才同意他是特務的話也要收回了。於是引來更大更嚴厲的折磨。

我們處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，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，我們幾乎每一天都不可避免地面臨抉擇：走怎麼樣的道路？做怎麼樣的人？跟隨哪一種趨勢？

創辦《七十年代》的立意，就是在當時左派文化被極左思潮捆綁，以致無法向讀者提供任何有點人味的產品的情形下，嘗試從「遵奉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」中走出一條路。

中共建政之初，許多人看到中共國的朝氣蓬勃，欣欣向榮，大陸許多知識人都滿懷希望地想建設新中國；香港左派也甘願在社會邊緣為「愛國事業」打拼，甘願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。因為懷抱著「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」的理想。

我自小成長在國難中，無論現實還是文化氛圍，都接觸不到對「社會主義救中國」深入批判的思想。

「經此世變，義無再辱」

應把蘇聯視為「仇」？還是「友」？是大爭論的焦點。

姑姐李麗蓮，雖遊走在中共高層，但也未能保護自己的妹妹

當時有許多在淪陷區與國統區（國民黨政府統治區）之間倒賣物資的所謂「路路通」的商人，我猜想父親做的就是這種買賣。

「 忍死書生志待酬，欲當滄海止橫流，獨行那計千夫指，自污拚蒙萬世羞。」

淪陷時期最有名的雜誌叫《萬象》

這裡所講「生平資料隱晦不清」的一些人，在我童年記憶中，有兩人是我家的常客，與父親關係非比平常。

他最得意是以李六爻的名字在汪政權下「導演劇評一手包」的時代，但戰後不僅未能延續他的事業，甚而還要隱瞞自己這段歷史。他在淪陷時期真做了虧心事嗎？我想他不這麼認為。然而大勢所趨，個人如何抵擋？

父親導演《怒吼吧，中國》，他與汪政權的戴策的關係，又是怎麼一回事？當時汪政權的人，與重慶政權、延安政權的人，是怎樣的關係和聯繫？我不清楚，可能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至少不是歷史所寫的一刀切的關係。

師歷史，很難，因為首先就要破解被掌權者扭曲的歷史，才能從真實的歷史中學習

我於1946到1948年居住北平，是10歲至12歲的少年，那時的生活，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人文氛圍，一直讓我懷念。十多年後，我到北京找尋過去的感覺，卻再也找不到了。

在北平兩年，給我人生留下了一個現實版的中國古老傳說。

「燕子來時，更能消幾番風雨；夕陽無語，最可惜一片江山。」

我進入左派學校香島中學所接受的教育陶冶，形塑了青年時代的我，並以這樣的思想、身份、面貌走進左派文化圈

那一年，我也大量接觸反國民黨統治的詩詞、歌曲。過了幾十年後，這些詩歌居然仍適用於今日。

「公安怎樣公？豬公狗公烏龜公，公心何在，公理何存，每事假公圖利祿；分局什麼局？酒局肉局洋煙局，局內者歡，局外者苦，何時結局得安寧。」

他說過，報紙是辦給讀者看的，報紙只有一個老闆，廣告客戶不是老闆，管理層不是老闆，只有讀者是老闆。

「不想、亦不會向蘋果道別。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？特別在今天的香港。」

在滂沱大雨下，《蘋果》最終章使香港成為悲情城市。

「把那些壓迫我們，剝削我們，不讓我們自由講話的混蛋，/從根鏟掉！」

宋美齡感觸良深，默默地凝視長江幾分鐘後回身，說出了這樣一句話：「如果你們講的有關他們的話是真的，那我只能說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真正滋味。」

經歷漫長的人生歷程之後，就會想到，生命只是一個過程，碌碌無為也是人生，為什麼要「羞恥」？

怎可能相信有一樣東西是「一切神聖美麗的東西的總稱」呢？但在愛國熱情下，就囫圇吞棗地接受了。

我的高考落第，對我青少年人生是一大打擊。但從考上的同學的後來遭遇來看，我的不幸卻原來是人生的大幸。

有時候，我會早上去公共球場，同不相識的人打籃球，下午從尖沙咀住家走路到油麻地的中華書局，找些書站著看大半天，再走路回家。

後來，我在一些書籍記載中，找到與父親相關的零光片羽。接下來，我要寫下我認為不可或缺的篇章。

「1936年11月，在粵片界名人李化……等號召下，三百餘位粵片影人聚集於香港一酒家……發表聲明」

文革時北京的叔叔和廣州的叔叔、嬸嬸，都受到父親的「黑背景」牽連，受審查以至批鬥。當然，所有通信都斷了，除了劃清界線的信。

在「被使用」者中，也將人分成好幾等。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檔案有些什麼，但在中共掌控之處，檔案就緊隨每一個人。

「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，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。」

1989年六四後，從來畫風不涉政治的林老，給了我兩幅他那時創作的題為《噩夢》的畫，當然不是原作而是幻燈片。

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、胸懷、情操，談思想、哲理、社會，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《兩地書》。

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他離港前視察一間精神病院，一位病者問他：「英國作為古老的民主國家，為什麼在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之前，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？」彭定康感到，精神病人問的才是「最有理性的問題」。

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：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，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；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，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，但相對於他犯的罪，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；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，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，只不過…

那個夜晚，加另一個夜晚，我拼湊起一副對聯，置於她出殯日的靈前，聯語是：「結緣逾半世紀情人妻子終身良朋忍令天凡永隔；牽手近一甲子說事談心朝夕侶伴只餘舊夢縈懷。」

除做好本份的教師工作之外，麗儀在政治上不求進取，保持審慎距離。她不抗拒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，但不積極參與。文革開始，許多年輕老師都爭做「造反派」，麗儀就做當時被批評的「逍遙派」。

李怡不是我的本名，是六十多年前與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，一用六十多年，已成為本名了。六十年多來，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前二十年，她受到不知多少壓力、磨難、鬥爭，迫她與我分離。但她堅持自己的選擇，對我不離不棄；後三十年麗儀伴李怡同行，對我的寫作生涯有著關鍵的影響，署名李怡或…

在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的保障下，不畏權勢或許不是太難，真正困難的是不畏群情：當群情洶湧地說你錯了，而你相信自己是對的，你能夠堅持嗎？

1979年我編選了一本《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》，我在「代序」中寫了一句話：「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」。因為人與人的感情是很難相通的，所謂「感同身受」只是趨「同」，而不可能是全「同」。

有一次，我同老同學共聚，聽他們訴說那些年的遭遇，共同的結論就是作家白樺那句話：「不是我不愛祖國，是祖國不愛我。」同學當中，越有才華的遭遇就越不堪。

1997年香港的回歸，不僅是土地的回歸，而且是幾百萬香港市民向共產黨領導的祖國的回歸，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回歸。24年的變遷，現在和未來的變化，前人的殷鑑正如五叔回憶錄的書名所示：歸處何方。

在新聞管得死死的情況下，他就從文學入手，寫出既有真實背景事實，又帶文學虛構意味的故事。他寫的每一篇報告文學作品，都廣受關注，引起轟動，首先不是它的文學性，而是它的現實性。

徐的這段經歷，說明專政者為了不留餘地的掌握全部權力，所有的花言巧語都是預設的政治行為。過激的、矯枉過正的施政絕對不是被刺激出來的。這是第一個啟示。第二個啟示，是我問他在國民黨時期和共產黨時期，他都因為新聞言論受害，請他比較兩個時代遭遇的異同。

自古以來，中國人面對天災，就是逃荒；面對暴政和橫逆，就是逃亡。逃，是中國人主要的求生手段。忍無可忍的時候，中國人也極少會反抗，反抗者也極少有機會獲眾人響應，因為多數人從來就是「走為上著」。

另一位是著名流行曲《今宵多珍重》的作詞者馮鳳三，他是1950年從上海來港的南來文人，以前在上海小報撰文為生，來港後成為寫稿佬，他稱之為「爬格子動物」。

1967年前，儘管大陸來港的難民潮不絕，儘管左派仍然受主流社會排擠，但左派在各行各業，大都努力融入香港社會，而香港多數人對左派也不抗拒。左派與香港人的這種關係，以後再也見不到了。

我們都已經垂垂老矣，但能相認，就像郭雪湖在1974年重逢任真漢那樣高興。

幾千年來，中國老百姓所想的，不過就是太平日子。

廣大香港市民竟然和殖民地政府站在一起，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。

1967年前，在英國國會，香港從來不是議題。

文革結束後，中共給文革的歷史定性是「一場浩劫」，但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香港六七暴動，卻由於那時的積極參與者是「愛國同胞」，左傾思潮是受祖國的擁毛群眾影響，又受到港英「壓迫」，所以不好否定，卻又不好肯定。

從流行文化中，可以看到1967年香港人社會意識大轉變。

文革的極左思潮，是人人都口是心非地宣揚崇高的「大道德」——解放全人類，卻把日常道德比如吐痰、排隊等丟棄了；人人都知道「大知識」——馬列毛思想，但把「食色性也」這些常識給忘了，或不是忘，而是只做不說，於是一旦改革開放，就物欲橫流。

麗儀較早就從我口中知道消息，所以聽傳達不感奇怪。荒謬的是，她聽了傳達，還被交帶不能告訴香港來的老公。其後傳達到小學，兩個女兒也被交帶不能告訴來自香港的爸爸。小女兒卻不理警告，我週末回深圳，她就偷偷告訴我「林彪變灰」了。

中共陣營的出版物，報導或討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事務，很難不犯禁；但報導和討論國際事務，卻有很廣闊的空間。於是，我在《七十年代》的刊名下，列出「本刊宗旨：認識世界，研究社會，了解人生」。

「有酒何妨邀月飲；無錢那得食雲吞」。

《七十年代》早期許多文章都出自《大公報》的才子之手，但他們反而無法在自己報紙上發揮。出版界的情況也一樣，有一位在中區左派出版大樓工作的編輯人員私下說，凡是這個大樓辦的雜誌，是一定不會被市場接受的。

斯諾所記的毛澤東說了什麼呢？他說他雖不否定有個人崇拜，但搞得過分了，「四個偉大」（偉大導師，偉大領袖，偉大統帥，偉大舵手）「令人討嫌」，那些喊「萬歲」的人，有真心實意的，有隨大流的，也「打著紅旗反紅旗」的。

「非常有用」是因為這些人沒有明顯的中共背景，不屬於中共宣傳機器中人，故較有公信力。

搜尋資料得知，調查部是情報部門，那時直屬於周恩來。1983年這個部門整合到國家安全部。

1955年，潘漢年曾經說過：「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，中外同行都一樣。」

這種「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」感，在專家學者身上特別顯著。因為他們自命不凡，自以為可當國師，領導人的接見是對他們不凡的加持。其實，對中共領導人來說，那只是演一場戲。

最詭異的是，他的極左報導，有些竟然使當時《七十年代》觸犯了極左禁忌。

中共極為重視對台工作，但實際上他們對台灣的了解，只停留在與國民黨的舊有關係上，而且近乎訊息封閉狀態。比如周恩來臨終前囑咐不要忘記的台灣老朋友，其中的張鎮是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國共和談時擔任保衛工作的，此人1950年已在台灣病逝。

「二等國民」的說法，其實已經較為溫和，台灣人當年的身份意識，是作家吳濁流在1946年寫的《亞細亞孤兒》。

釣運後期主要分裂為統一和台獨兩條路線，林孝信兩邊都不參與，而是致力於推動在海外支援台灣的民主運動。

對我來說，一向只以國共鬥爭的觀念去看台灣問題，因此這些意見無疑是對台灣前途問題的啟蒙。

翻看《七十年代》總目錄，自1972年以來，台灣話題每期都佔相當篇幅。在批判蔣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報導黨外的抗爭方面，我們幾乎對每一事件都沒有缺席。

葉紀東是二二八事件的學生運動負責人，事件後在台灣難以容身，於是中共地下組織將他召往大陸，參加中共主導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，在對台廣播部工作。

七十年代一些台籍人士去大陸訪問，經香港時跟我談到他們關心謝雪紅的下落。訪中時問大陸的「陪同」，沒有回應。

在她原有的道德觀念，髒話罵人是可恥的。但是，革命打倒了舊道德，建立了新道德，罵人成了一種資格和光榮。

我認識許多仍然堅持追求理想、並且與人為善的共產黨員，他們貫徹對香港的「長期存在，充分利用」政策，但這樣的人經文革洗禮之後，那時就已經越來越少了。

1976年的中國，是極不平凡的一年。

因為太多人對雲譎波詭的政局不理解，要找答案了。長文提供的是不為人知或至少人們沒有長期跟進的背景資料，對局勢突變的原因及前景作解釋。這是電台、電視、報紙都不大能夠滿足的需求，唯雜誌可以做到。

中國在 1978年5月的《光明日報》和《人民日報》發表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」一文，在理論上推翻「兩個凡是」，並由這開始了「民主假期」。

1979年五月，寄往大陸的雜誌遭海關沒收，並通知訂戶，指是「因有有害國內安定團結的違禁內容」。

物質的短缺，使人民對物質的渴求，超過了一切，已經談不上對任何精神方面的東西的追求了，道德、文明、禮貌、理想在物資渴求面前都無意義，人成為一味追求物慾的動物。

我又提到，台灣近十年來鑑於內外處境，對輿論的壓制有所放鬆，「在石縫中茁長的台灣文藝的草木，就顯得特別精壯，它在文藝方面的成就勝過大陸三十年的文壇」。

我會認為這是我與左派分道揚鑣的一年。

「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」

已經過去幾十年了，我還會偶爾想起意見交鋒的王蒙，和年邁而眼神堅毅的艾青，尤其是在新聞上看到樣子跟他酷似而神色同樣堅毅的他兒子艾未未。

我向海外知識人提出，要有否定自己過去錯誤的勇氣，要祛除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，不怕自己作為中國人而面目無光。

在此書扉頁，錄下我作於1980年的一首詩：「是非混沌與誰評，回首十年悲喜驚，世事翻騰觀念改，今朝探索啟新程。」

對我來說，印象最深的是被告講出來的兩句證詞，第一句記不得是誰說的，他說：依照憲法台灣人民有宣傳台獨的言論自由；另一句是施明德說的：台灣人民有合法顛覆政府的權利。

「出版自由的最大責任，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。」

強權得逞，但強權永遠不能代替真理。

Linda 的提問更重要而且涉及未知事實的本質。可惜大多數報導都沒有提及，但我記得。

一些回憶。

上一篇（97）的標題應為「從來沒有『民主回歸』」。

如果你自己把子女送到外國、把財產移往外國，卻叫香港人愛國，去大灣區謀生，要他們的子女接受國民教育，這就是「以理殺人」。

但我已經作出決定，就是保住天地，個人也離開天地，集中精力當雜誌總編輯，重新回到幾個人艱苦辦雜誌的處境。

我不但沒有把這段「掃地出門」的經歷寫出來，而且還不時警惕自己，不要在論政時有個人的情緒因素。

「庚申改革」這四個字，從未在中國公開的報刊出現過。它的流產，使我從此對中國的政改絕望。

「一定要把國放在黨之上，黨有功有過，國無功無過，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，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，不論國家怎麼樣，我愛國是問心無愧的，國家越困窮我越愛。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，先愛我，你才算愛國，我愛你愛哪一點呢？」

我發現徐先生在批評中國政治之外，也關心台灣的民主運動，在鄉土文學論戰中，有國民黨人士指鄉土文學作者「與匪隔海唱和」，徐先生說這種「紅帽子」很可能是武俠片的血滴子，造成人頭落地。

「《七十年代》怎麼樣呀？」這是徐先生對我和雜誌的最後遺言，是他對一份從左派立場轉為獨立輿論的雜誌的待望。

為了鞏固政權，從那時起，中共就極少講馬列毛思想，而是大講特講愛國主義，用多數人與生俱來、未經思考的民族主義感情去凝聚民氣，而真正目的則是利用民族感情去維護政權的合理性。

這篇短文，把不相干的中國人、外國人、交響樂、公廁、核電扯在一起，正正是以民族主義感情超越了理性思考的典型例子。

案件引起軒然大波，幾乎所有輿論都指向台灣情治單位派遣竹聯幫執行暗殺任務，而原因則是由於江南正在寫、並開始在報上登載《蔣經國傳》。

江南案或者可以說是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里程碑。事件的複雜性也使我們這個獨立媒體受到考驗。

看了這報導，我固然一笑置之，我的一些文化界朋友，就常以「李匪怡」和成語「匪夷所思」跟我開玩笑。後來我在《星島晚報》的一個小專欄，索性用「李所思」為筆名。

一國兩制的最根本問題安在？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一黨專政，豈容香港這另一制的人民權利去分薄它的國家權力呢？

原來「港人治港」不是什麼新發明，100年前就有人提出過類似的口號，而且還受到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年輕時的「根本反對」。當然，那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，而毛也不是掌權者。

「日後非我能操縱。不論赴湯蹈火，也只是盡我所能。如果你叫我和中英對抗，這是不可能的，我沒有後盾，沒有選民。如果你認為有什麼我應該做得到的，而我未做，希望你隨時告訴我。我一無所求。只是在這個位置上，要對得起香港人。」

我支持他們爭取民主。不過，我是悲觀的。

勞思光的學術成就，不是我這樣學少識淺的文人可以評說的。只因為他從來不是只在象牙塔中做學問的人，他時刻關心中國、香港、台灣的政治變遷。

他雖然深研術數，但反對人用術數來指導自己的行為。他認為自覺主宰只能以義理行事，即以是非對錯作人生路向的抉擇，不應顧慮成敗得失。

那幾年，是海峽兩岸都向開明之路邁進的時期。這種開明走向，也使敵意逐漸減少。

在離開新加坡的前一晚，在晚會後，快到午夜了，我們談興未盡，就集合在戴天房間中繼續聊天。講到台灣的鄉土文學，黃春明似乎不太贊同「鄉土文學」這說法，他覺得自己只是把對社會的感覺、想法用小說寫出來。

黃春明在新加坡跟我說，如果我去台灣，不要驚動新聞界，他在機場就把我載走，離開台北，直趨中南部農村，那才是真正的台灣。他的建議深合我意。我不太喜歡熱鬧，而喜歡田野、大自然和對民情的觀察。可是，曾經被台灣情治單位稱作「李匪怡」之人，第一次到台灣訪問，就這樣在機場溜走，未免予人以神秘之感。

「從重慶十分鐘就到濟南，再五分鐘就到青島了。」「從廣州轉兩個彎就到了大理」。

「反動雜誌《九十年代》總編輯李怡（化名齊辛）在香港《信報》發表《大家長該退休了》的文章，叫囂『排除超級老人政治的障礙』，使趙紫陽有足夠的權力。《九十年代》的另一篇文章則呼籲趙成為『獨裁者』。」

中國這種特權和關係的商品化結構一直延續了數十年。

講到八九民運與六四屠城，事件本身已經有太多書、太多敘說了。我的回憶只就對我的影響和記憶最深的片段來談。

六四鎮壓後，香港在當天再次有百萬人大遊行，打出橫額：「今日北京遭鎮壓，他朝香港也相同」。

是同一的。是共業的。四十週年後，暴力主義傳統又繼續橫行了三十多年。林教授所說民運期間一度是「最好的東西」，再也喚不回來了。

六四鎮壓，許家屯大吃一驚。而他在北京與趙紫陽的談話，及帶去的錄影帶，就成為捲入高層權爭的主要因素。中共高層權力重組，他被解職，使他感到在大陸處境堪虞，這是促成他出走的原因。

1990年中文金曲頒獎禮，與亦舒一起做頒獎嘉賓，頒給陳百強的《一生何求》，最後一句是：「没料到我所失的/竟已是我的所有」。

當年將我們視如寇讎的親國府人士，今天回想起來，聽聽不同意見不但沒有壞處，而且還大有好處。

「君主政體就像一艘航行順利的商船，但有時會有一位胡搞的船長把船駛向礁石堆中令船沉入海底。共和政體猶如一排竹筏，順水漂流，從不下沉。但，竹筏上的人，腳總是要濕的。」

倘若不是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旅行演講，我不會知道自己年輕時的編寫工作，對東南亞地區一代人的誤導，以致影響他們的人生。我為此深感愧疚。

他接著說，報刊的老闆只有一個，就是讀者，廣告客戶不是我們的老闆，政商巨頭當然也不是。

忘記哪一年，發生過一件奇妙的事。黎智英有一天走來我房間，帶著有點懾懦的聲音問我，能不能幫他一個忙。

辦報人直接參與政治，是個性剛直的表現，也是脆而易折的因素。

前文提到經濟學教授Deirdre N. McCloskey講的從商者的美德，除了提到的創新，勇氣，對自由法治的信念之外，還有積極樂觀的精神。這幾點在黎智英身上都很明顯。

「如果我做了毛主席，這條村子的大糞就全是我的了！」

要統一，首先兩岸要建立平等而穩定的關係。不講地位平等，不讓台灣有國際空間，沒有和平保障，台灣是不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。

回程時經莫斯科，我自費在那裡留幾天，再乘德航經法蘭克福回港。想不到這一旅程竟是一次漫長、困乏的驚險之旅。

「太上」的狀態一去不復返矣。最好也只是「親而譽之」，發展下去幾乎肯定是「畏之」「侮之」，但我還沒有想到比「其下」更壞的「下下」，連「侮之」都有罪。

想到港英時代的高官，我就會想到張敏儀。她不是最高層的官員，其他官員也未必像她那樣有人情味，重友情，平易近人。不過，主權轉移之後，我肯定香港管治層不會再有另一個張敏儀，永遠沒有。

他是我晉身左派文壇的帶路人，是我的恩師，沒有他就沒有今天的我。

文革期間翻山越嶺逃來香港的學者翟志成，曾講過他當年逃難的心情，當他走到精疲力盡而仍然未到邊境時，他根據從小在大陸學的歷史常識，忍不住想：為什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？若多割點地，我不就可以早些到邊境了嗎？

「寧化飛灰，不作浮塵。/寧投熊熊烈火，光盡而滅；/不伴寂寂朽木，默然同腐。/寧為耀目流星，迸發萬丈光芒；/不羨永恒星體，悠悠沉睡終古。」

我不再反英、反殖，但也不是親英、戀殖，只望這個無法複製的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可以維持下去。

中共的政治性格，對於向它投誠的「忠黨愛國」者，從不尊重，隨意踐踏；但對於中共曾經向其施恩者，反而會比較信任，因為手上有把柄，覺得他會知恩圖報。

對民主派來說，紀念六四、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，是很「愛國」了。但這樣「愛國」，中共是不算數的，反而把支聯會說成是「反中亂港」組織。

《七十年代》最早支持海外第一波保釣，我因此被人稱為「老保釣」。

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：「因為我批評得對，它才有這樣的反應。如果說不中，它何必反應呢？」

余先生說：「我不相信講這句話的人真有這麼強大的中國意識。共產黨沒有，你接受他這個說法也是騙自己的。海峽兩岸運動員一起聯歡，說什麼為中國人爭光。全是假話。不必聽，也不必看。」

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，為什麼要休刊？

社會對休刊的迴響，有點像追悼會人們的講話：都是溢美之詞，沒有批評亡者的聲音。實際上我主編這雜誌28年多，怎會沒有錯誤或不足之處呢？

經歷過中國文革的人，對美國這個新邪教造成的悲劇，不能不感到有類似的體驗。

「如果我今天欣喜若狂，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。作為一個人，你已經肯定了自己，無須別人再來判斷。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裡，今天肯定你，明天還可以否定你。所以我認為平反只是在技術上產生便利。」

絕大多數作者都只是文字之交。比如曾經是台灣《自由中國》在美國的主要寫手朱養民，從1972年開始就為我們寫了多篇談自由民主的鴻文，直至休刊號他已年逾八十，還寫來記念文章。我們只在1979年我訪美時見過一面。

我只是中學畢業，可以說沒有學歷。靠讀雜書而得到的知識，既無系統，也非專精。能夠編輯這本被認為知識人愛讀的雜誌，靠的就是園地開放，讓讀者也以作者的身份參與。

有親中共背景的香港《經濟日報》在7月18日以「李怡不走了！」為大標題，刊登了對我的全版訪問，以我作為標準，顯示香港人對主權轉移後的信心。

他說這句話之後某一天，我與幾位傳媒朋友應邀到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官邸午餐。席間我問財政司司長，八萬五已經不存在這件事，董先生有沒有告訴你？他遲遲疑疑不知如何回答。於是我說，那就是連你都不知道啦！

主權轉移不到兩年，專權政治就開始撼動香港獨立司法了。有了第一次，就會忍不住食髓知味。

寫完這篇稿不久，台灣就發生了「熊玠傳話」的風波。

當時也有人說，習慣用左手的人，你要他用右手，即使能勉強用一時，但最終還是會用回左手。

江澤民的話，顯然意味著不能再由政務司司長去當政府首長，即要行政長官代替政務司司長去負責日常施政了。

香港另一個在九七前地位超然的機構是廉政公署。

2014年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被捕，他在法庭上說，時任港澳辦主任兼政協副主席的廖暉給了他1118萬港元花費。

董建華辭職文稿中一句是：「我鞠躬盡瘁，從未敢有一日懈怠。」讀中國歷史，見盡數十年中國的政治變遷，我最怕見到掌權者的「鞠躬盡瘁」。

但他想不到的是，這個原來出自中共白紙黑字的承諾，當真正要實行時，卻觸犯中共的大忌。

中共顯然要及時否定董建華使香港政制向前發展的決策。

董建華當時何以會不顧中共的提點，而一意孤行想開展對選舉制度的諮詢呢？除了前文提到的原因之外，還同當時中國與香港的形勢有關。

正在寫此文時，友人傳來噩耗：老友倪匡走了！

連續的不幸消息，雖說生死有命，卻像是意味著文化界不同領域的花果飄零。

就如同胡耀邦，在文革後掌權儘管顯得比較開放，但在1985年接受陸鏗訪問時說，中國的經濟強大了，國防力量強了，台灣若還不願意統一，「那就要帶點強制性了」。

當時，有一位署名金弓的讀友，提出了一副下聯，他說想了十多年，都想不出上聯。他的下聯是：「立國全憑一口戈」。

「建廟宜擇十月早」

顧得了對仗工整，又顧不了平仄聲韻，顧得了人名切合，又顧不了史實。

按我對黎智英和泛民主派的認識，不能以台灣朋友常用的「統」「獨」二分法去形容。

2003年五十萬人大遊行，雖有香港人在遊行中喊出了「還政於民」的口號，算是開始有了自主意識。但這口號沒有喚醒絕大部分香港人，反而引起中共的高度警覺。

論壇的網頁也吸引了中國大陸的作家來稿，寫得較多的是曾經寫過《討伐中宣部》的焦國標，一位以「北方可可」署名的作者提供較多生動的時評。此外，著名的劉曉波、西藏女作家唯色，和體制內的劉心武也有來稿。

如果他們能夠像古代帝王那樣因大地震而想到「天譴」，想到「罪己」，去除或減少苛政，也算是積德消災吧。

「隨郭美美案塵埃落定，我們希望，公安機關的偵查結果不僅還紅會一個清白，同時也給全社會一個重塑誠信體系的機會。」

前文談到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大翻覆，突顯在兩場地震的強烈對比上。實際上這只是港人感情改變的鮮明象徵，真正的改變其實在更早時候就開始了。自從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以來，作為中國人避秦之地，人口不斷增加。其後發展成國際都市，匯集了世界各國的外來人口。

這樣對待遊客是「瘋了」，但是被「逼瘋」的。

中共，最忌憚的就是公投，即使是變相公投。

但在人類歷史上，從來沒有實現過「恩賜的民主」。

「靈魂充滿了卑鄙，口袋充滿了贓物，嘴巴充滿了謊言」

蘇共時代有一個睿智話題：真誠、才智和黨性這三種特質，一個人只能夠擁有兩種。有真誠、黨性就不會有才智；有才智、黨性就不會有真誠；有才智、真誠就不會有黨性。

我為那次選舉提出「豬狼之爭」後，社會上就給梁振英一個「狼英」的綽號。在他以689票當選特首後，社會上普遍以「689」這綽號稱呼他。

商界、政界、學界，包括親中的政團，在2016年梁振英考慮爭取連任時，共同的聲音是「ABC」，即Anyone but CY（任何人除了CY）。CY是振英的英文字頭。

我覺得自己確實老了。滿足自我的感覺，卻沒有看到年輕人的渴求，和不達目的不甘心的勇往直前精神。

這一年及以後幾年，六四的維園燭光儘管仍然燦爛，但也有本土政團和大學校園另舉行六四集會，與支聯會分庭抗禮。也可以說是傳遞不同的六四意義。

我儘管不再主編論壇，但仍在《蘋果》寫社論。我忠於自己的認知，不受黎智英及《蘋果》偏向泛民的立場所左右。我提出自有人類以來，所有的民主都是本土民主，從沒有自上而下的恩賜民主。

港獨言論本不受社會關注，絕大多數香港人都覺得不合實際，經梁振英推廣，卻成為年輕人的重要思潮之一。因此，有人將梁振英稱為「港獨之父」。

像曇花一現，像電光一閃，像彗星劃過天空，但在許多被梁天琦喚醒的香港人心中，怎會把他忘記？思想，簡稱「光時」的思想，怎麼監管得住？

在眾聲喧嘩中，我獨持己見，選擇與他二人站在一起。我寫了篇文章，題目是《自愧不如》。

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，出版一本關於領導人的秘聞書卻提不出任何真憑實據，不會有人相信，也不會有市場，受損害的只是出版商自己——沒有盈利還會賠上商譽。

一位在地產發跡的朋友，私下告訴我，他多年收地、建房、建酒店牽涉到許多官司，但每一次都贏。秘訣就是：每一件官司，法院都會在立案時即公佈主審法官的名字，他於是想方設法找到這位法官，請法官給他介紹律師。

作出這個決定，是覺得時事評論越來越沒有意思。我分析得再有道理，香港的政治、社會仍然會往相反方向走。

不少人認為是特首林鄭月娥為迎合北京而提出修例，但我更相信這是北京的命令。因為一提出修例，中聯辦就召集香港的政協、人大及建制派議員，要求全力支持。

殖民地時代的香港，英女王與香港市民有什麼相干？實際上幾乎所有香港人都只知道有女王存在，並戲稱之為「事頭婆」（老闆娘），幾乎政府機構都有掛她的頭像，但這種存在似有若無。

我被他們感動。我相信也有其他人被感動。有一位住新界的朋友說，他看到一個弱質彬彬的小女生，一個人背著一大袋宣傳品，走長長的路送去街站。他說要幫忙，那女生說：謝謝，不需要啦！

好幾次，我忍不住要走上街頭和勇武抗爭者站在一起，在精神上支援他們。但我被一位年輕人阻止了。他說你去只會增加抗爭者的負擔。因此，除了大遊行之外，我只參加過一次銀髮族支援抗爭運動，以及一次全港手拉手的人鏈活動。